当前位置: 首页 > 香烟趣闻轶事 > 听他们讲烟草的故事

浏览历史

听他们讲烟草的故事
香烟批发|烟草批发|烟酒批发|广东烟酒批发网 / 2013-10-17

30载悠悠岁月,像一首流淌的歌,拨弄着人们的心弦。30年改革开放,像一条蜿蜒的河,奔腾的河水记录着时代的心声。这30年,不仅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更是每个中国人家庭生活和个人命运发生转变的黄金时期。中国百姓的生活变迁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果最为生动的写照。烟农、卷烟零售户、卷烟消费者的发展变化,生动地折射出烟草行业改革开放的步伐。值此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仅选取了几位烟农、卷烟零售户、卷烟消费者,听他们讲述烟草的故事。

【烟农】

阮开华:麻烦少了,赚钱多了

本刊记者 颉虎平/文

王鹏/摄

阮开华是贵州省毕节市田坝桥镇螃蟹村的村委会主任,现在的他还有一个“时髦”的新身份:康源烤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合作社是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在开展现代烟草农业建设试点工作中探索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我们这个地方比较闭塞,外出打工就是最近几年的事,出去的人也不多,土地几乎就是人们的全部。”阮开华介绍说,“这一带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玉米、土豆和烟叶,螃蟹村种植烟叶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相比种玉米和土豆,种烟给老百姓带来了收益。”

过去,螃蟹村的人们为了能吃上饱饭,在山坡上开垦了很多地,广种薄收,毫无节制地毁林开荒,形成“越垦越荒,越荒越穷”的恶性循环。作为当地不多的经济作物,种植烟叶收入是当地农户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

1983年初,阮开华开始种植烟叶。“刚开始种烟的时候,1斤烟叶就卖1块多钱,烟叶价格还有波动。1998年到2002年,螃蟹村的烟叶种植陷入了最低谷,由于只顾数量忽视质量,烟叶超种超收,交烟时好的烟叶有人收,差的烟叶没人要,农户的种烟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打击,好几年都没有恢复。”而发展到现在,阮开华认为种烟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方方面面。在种植面积方面,严格按照计划种植,通过合同等形式杜绝无计划和随意性;当化肥、农药、煤炭等价格快速上涨时,烟草公司及时予以补贴,提高烟叶收购价格,解了烟农的燃眉之急;烟草公司投入大量资金修机耕路、水渠、密集式烤房等配套设施,鼓励规模化种植,大力发展烟用机械,提倡专业化服务,减工增效为烟农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随着发展现代烟草农业的提出,又在探索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打破单家独户种烟的局面,发展农牧业这样的互补性产业……

“变化太大了!”阮开华非常感慨,“现在种烟直观的感受就是没有过去那么麻烦了,更有保障了,效益更稳定了,特别是在种烟大户身上体现明显。”

点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可否认,与城市的发展相比,农村仍然落后,特别是位于广大山区的农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的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在很多边远的贫困山区,种植烟叶是很多农户增收的主要手段。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局大力发展现代烟草农业,投入资金进行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烟叶生产平稳发展的同时,也为偏远山区的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王正权:从不愿种烟到种烟大户

本刊记者 颉虎平/文图

“头脑不转变的人,就不能跟上社会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然也就不可能把事情做好!”这是贵州遵义县新民镇种烟大户王正权在外闯荡多年总结出的经验。

1987年,21岁的王正权开始种烟,虽然只有2亩地,但当时种烟很累很苦,整天围着烟田转,一年也赚不到多少钱。靠种烟挣钱无望的他选择了出外打工,先后辗转到过广东、浙江、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凭借着自己的勤恳,王正权一度在广东的一家制造手套的工厂里当上了“中层干部”,管理着40多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打工的经历为他日后发展烟叶种植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

在外打工有时赚钱,有时不赚钱,这让王正权感觉很“不踏实”,2000年后他放弃打工,回到贵州组织农民种南瓜,做起了生意。可是,做生意也有很大的风险,种什么才能少受市场波动影响呢?

时值贵州省的烟叶种植处于一个低谷,农民种烟积极性下降,大量外出打工导致很多抛荒地出现,政府和烟草部门为此采取了一些农户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规模化种烟的措施。王正权意识到,烟叶种出来不用担心没人要,种烟也是一个赚钱的好办法,于是2004年他回到家中开始发展烟叶种植。

与传统的烟农不同,王正权种烟的理念很“现代”,他贷款租地,出钱改良土壤,组建自己的管理团队,带人坐飞机出去学习,发展循环经济……2008年,王正权种了718亩烟叶,纯收入近10万元。在别人眼中,王正权不像是一个种地的人,他更像是一个商人或老板,有魄力、懂经营、会管理。

而这一切变化的发生,都与他在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经历有关。王正权说:“改革开放的政策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打工的经历让王正权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做事的方法和思路。现在他种烟过程中采取的好多做法,正是打工的时候学到的,如今都成了他创造财富的“利器”。

今年,王正权又忙着为自己“充电”,他报名参加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函授课程。显然,王正权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点评:

1978年以前,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了土地上;1978年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包产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在极大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它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量的闲散人口很自然地开始寻求出路。如今,打工潮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道风景。

这些外出打工的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发展的经济发达地区不仅找到了一条谋生的路子,还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开阔了眼界。打工的经历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的思想,一旦他们回到土地上,打破了思想“桎梏”的他们比传统的农民更富有远见和能力,王正权种烟的与众不同正是这样的一个例证。

【卷烟零售户】

李仕军:生意越来越红火

本刊记者 颉虎平/文

李仕军一家住在贵州开阳县云龙村,一个位于大山深处的村子。

8年前,李仕军在村里开起了一家小杂货店,过起了亦农亦商的生活。

五六年前,他才开始经营卷烟。他还记得,以前如果要批发卷烟,必须带上货款,步行或骑自行车到龙岗镇的批发店里去进货。这段山路有几十公里,还不好走。即使是现在,开越野车从龙岗镇到云龙村也需要40分钟的车程,走路的话用四五个小时很正常。李仕军说:“近几年就不一样了,大老远的路,开阳县烟草公司的客户经理上门来指导,提了好多有用的建议,送货也很及时,还有现在都是电话订货、电子结算,很方便,烟草公司的服务是越来越好。”

点评:

从“官商”到“坐商”到服务,在烟草公司对零售户的变化中,折射出行业商业企业为提高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而不断努力的姿态。

李基老:从散乱批发到送货上门

本刊记者 吕红亮/文

今年43岁的李基老是江西新建县人,1989年11月开始经营卷烟。说起前几年的进货,他颇有感触:“我用10元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每天早上跑到20多公里以外的龙王庙烟酒市场进烟,来回得两三个钟头。那时候的烟比较紧张,每次排好长时间的队,也只能拿到两三条烟,而且假烟也多。”

“有一次去进烟,运气还算不错,进到了3条‘香兰’烟,可刚走到八一大桥时,自行车的车胎破了,当时车上还有170多斤的水果,再加上天已经快黑了,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碰到一个过路的中年人,问明情况后,先帮我把水果放下来,又让我把自行车推去修好。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才回来,他还坐在桥头,替我看着水果和烟。当时我特别感动,当即拿出一包来酬谢,他却说‘你也不容易,快回家吧!’”将近20年过去了,而今的李基老已不再年轻,艰难创业,历经世事,可当他说起这件往事时,我们还能看到他眼角闪烁的泪珠。

温暖给人力量,挫折催人奋进。李基老给记者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进了假烟,被买烟的客户指着鼻子骂,他当即就去龙王庙找那个批给他烟的人理论,结果却遭到那人的一顿毒打。

“现在好了,只要一个电话,送货员就把烟送到了店里,而且不用担心是假烟,可以放心卖。客户经理也会主动打电话询问烟的销售情况,态度非常好。这在当初想都不敢想!”

2008年4月,李基老加入了当地的卷烟销售诚信自律小组,如今他把自己的小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卷烟消费者】

霍然:从凭票买烟到琳琅满目

本刊记者 吕红亮/文

祖籍南京,现在北京颐养天年的霍然老先生今年已经65岁,可看起来却相当年轻。“那时我的工资是每月21元,想抽好烟抽不起,而且市场上也没有那么多的品牌卖,只能抽‘红霞’,每包9分钱。手头稍宽裕一点的抽‘大前门’,在南京卖三毛,都得凭票。逢年过节想买两包好烟,得费好大周折,托关系、找熟人才能买到。有一天在火车站看到几个年轻人在抽烟,吞云吐雾,十分自得,忽然嗅到一丝奇香,循味一看,不禁呆住了,你道那是什么烟?‘凤凰’!当时那个馋啊。但是,自己把火车站那条街找了个遍,最后也没找到。”

当时社会上曾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中华大地无中华,前门总从后门发;牡丹不为百姓开,凤凰何时到我家?这种状况起码维持到上世纪70年代末。“1978年春,一位在贸易公司工作的朋友送我一条‘牡丹’,我孝敬了父亲,父亲还是把它换成了两条‘大前门’。可怜的父亲,一辈子就没抽过什么好烟,每月三四十块钱,还得养家糊口!”

到了80年代中期,情况有了变化。霍老先生开始抽起了“红梅”,每包四毛五,都是牌价,后来又有了“阿诗玛”等好烟。此时,代表物资匮乏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烟票慢慢走向了衰落。90年代以后,烟票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卷烟价格放开,烟也多了起来。“牡丹”、“凤凰”、“大前门”似已无人问津,“中华”和“熊猫”都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名牌卷烟,市场供应充足,而且明码标价。“再不用为买包烟跑二里地了!”霍老先生由衷地感慨。

张志强:从“两头拧”到名牌

本刊记者 颉虎平/文

今年35岁的张志强离开山西大同的老家来上海打工已经有十几年了,说话时带着一点淡淡的山西腔。“小时候我不吸烟,看我父亲吸烟,不过那种‘烟’现在看来根本不能算烟。”他记得,在煤矿工作的父亲有一个用三合板制成的长方形小盒子,拉开上面的盖板,里面放的是味道呛人的烟末。

“每到上班前或下班后,我用过的作业本就倒霉了。父亲会撕下一页来,对折几次,再用刀沿着折痕把纸裁开,然后在纸条上均匀地撒上烟末,一卷,用唾沫把边一粘,一支‘烟’就造出来了。”张志强回忆。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父亲开始买烟抽,以前那种包装是浅浅的蓝色的‘前门’。”张志强说,当时卷烟整包买的都不多,很多人是几根几根地买。“现在哪还有把一包烟拆开了卖的,别说城市了,连农村都没了。”

来到上海后,张志强对这样的变化感受更深了。打工期间,出于种种原因和需要,他开始吸烟。“起初买烟,价格最重要,现在除了价格适中还要好抽。”张志强所谓的好抽,不是指口感而是指卷烟的品质要好,焦油量要低,“像我这样出来打工的,一个好身体非常重要,而且,现在人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都很注意自己的健康。”

如今,张志强在一家外资企业打工,每月的收入有4000多元。“虽然这点钱在上海不算什么,但与我家那边相比还是不错的,可以为家分忧了。”现在每逢回家,他都会买上两条100元/条的“中南海”送给父亲。

点评:

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记得,以前是有烟抽就不错了,现在是抽什么样的烟都成了一个需要选择的问题。遍布大街小巷的零售店可以便捷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再不需要凭票去买。消费者从卷烟末抽到注重卷烟的品质,一支小小的卷烟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改革开放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


来源:《中国烟草》2008年增刊